“中国版佛得角”背后有高人
发布时间：2026-07-24 05:33:18 浏览次数：
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虽然四强赛打得如火如荼，但在人们心中，真正的“大冷门”，恐怕是一个折戟于32强的选手——“佛得角”。
它一路逼平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阿根廷，而西班牙和阿根廷更是分别为本届冠亚军。在首次爆冷逼平西班牙后，狂热球迷做了两件事。一是搜索“佛得角在哪里”；二是关注佛得角门将沃齐尼亚的社交账号，此举令其从5万粉丝暴涨至千万以上。
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只有约60万人口的小国。这是体育竞技中振人心弦的时刻之一，绝地逢生、以小博大，任何时刻绝不服输。
而这样的故事弧线，中国并不陌生。三年前，中国西南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县城，也以微末之力，把一场村际球赛踢得轰轰烈烈，乃至世界闻名。在第一个爆火出圈的“冠军一头牛，亚军一头猪”短视频下，全球网友都在问：榕江在哪里？村超是什么？
2025年8月23日，人们在贵州“村超”球场跳苗族芦笙舞（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这一热度持续到三年后。虽然中国国足仍缺席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但墨西哥《每日报》、巴西《GGN》杂志等外媒，却纷纷将镜头对准中国贵州。《每日报》写道：在人口不到40万的中国贵州榕江县，一项乡村足球赛事已掀起席卷全社会的体育文化热潮。
这个没有职业球员，只有农民、斗牛和侗族大歌的小县城，持续地散发着“魔力”。截至2026年5月14日，“村超”先后吸引卡卡、巴乔、卡洛斯等世界知名球星到访，累计吸引法国、阿根廷、巴西、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支球队共1749名球员前来交流。
三年过去，世界的好奇背后，是榕江的蜕变。这一曾经的深度贫困县，从2023年爆火到2026年5月，累计接待游客27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312亿元。与此同时，苏超、粤超、东北超等一众省级足球联赛接连在各地闪亮登场。
2025年1月21日，足球爱好者在贵州省榕江县“村超”球场体育用品专营店选购足球/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近日，南风窗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利庠教授，以及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唐幸子。前者从北京走进榕江，被村民的真情打动，主动担任村超的招商大使和乡村振兴高级顾问；后者作为本地学者，亲历并研究了这一切，也担任了榕江县的乡村振兴顾问。他们与中央民族大学张泠然博士等人共同写作的《“村超”启示录》，系统性地回顾、分析了村超为何成功、将来又走向何方。
2023年5月，唐幸子在北京偶然刷到一条新闻，那是榕江县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人山人海。她“内心非常震撼”，“在我的家乡，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县城，竟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实在不可思议”。
这个动静确实不小。2023年6月，华春莹在推特上盛赞其是“伟大的激情，伟大的比赛”。同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这项“由当地村民组织的”乡村赛事，日本、新加坡、巴西等国媒体相继跟进。
越来越多人在不同场合提及村超。还有人告诉唐幸子，自己去榕江看比赛，却差点没挤进球场，“人实在太多了”。
流量蔓延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截至2023年底，“村超”线亿次，它也被外界称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
这样空前的盛况，将村超彻底推出“贵州乡土圈层”和“足球体育圈层”之外，成为学者眼中的关键课题。长期研究乡村振兴的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张利庠，便在这样的契机下，受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者张泠然的民族体育研究课题组的邀请，前往榕江调研。
2026年1月2日，大利侗寨足球队球员（中）与扒王村足球队球员在揭幕战中/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在球场边，一向对体育本身不感兴趣的张利庠，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了。他发现，村超球员来自厨师、商贩、农民等不同职业，技术虽然不华丽，但每个人都投入了真情实意，没有一丝表演成分。“我担任全国29个县的乡村振兴高级顾问，但没有见过哪个县能通过一场群众性体育活动，让全民如此广泛参与，并由此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他看到了体育比赛背后的服务能力、治理水平、经济联动和乡土中国现代化之路。随后，张利庠主动担任了榕江村超的招商大使和乡村振兴高级顾问，“一分钱报酬都不拿，只要能让我参与进这种快乐的氛围”。
除了学界和媒体，真正点燃国际球坛的还有一个关键事件。2024年5月，巴西足坛名宿卡卡现身榕江。首位国际球星的到来，将村超的热度推上了新的浪尖。卡卡主动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在贵州的视频，并感叹，“村超”的场景和巴西十分相像。这句话引发了许多看过《传奇的诞生》的影迷和球迷的遐想，后来，巴乔、卡洛斯等国际球星也接连到访，多国球队远渡重洋来到榕江进行友谊交流。
2024年5月27日，卡卡（左）在“逐梦”冠军明星公益赛中/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为什么中国山村可以这么快连接到世界顶级职业球星？张利庠说：“如果单纯去求，你是求不来的。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真’。”他认为，村超真正体现了足球的精神和本质。“习近平总书记两次点赞村超，强调这些活动是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
张利庠表示，在如今现代化水泥丛林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对乡土味的渴望、对烟火气的依赖、对群众性运动感染力的向往，以及对民族文化的稀缺性认知，产生了强烈共鸣。这一情感逻辑跨越国界，形成了全球性的吸引力。
外媒的镜头纷纷聚焦，当然不仅是因为“新鲜感”，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故事，如同今天在世界杯小组赛崭露头角的佛得角一样振奋人心。
2024年9月28日，驻华外交官们在参观榕江文旅市集/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唐幸子说：“我作为贵州学者，太清楚这片土地曾经承受的重量。”榕江曾是中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提到贵州、提到榕江，关键词是“贫困”“落后”“偏远”。
2020年脱贫之后，这个县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定义。“村超”提供了这个定义。“现在，全世界提到榕江，关键词变成了‘村超’‘快乐’‘活力’。它用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让世界看见了自己。”唐幸子说道。
唐幸子表示，传统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极应布局在资源禀赋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发展。但榕江恰恰是一个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欠发达地区，按照传统理论，它的传统产业基础，不具备成为“增长极”的条件。
因此，榕江走出的这条路对传统理论是一种“修正”，最终实现了“一个小足球转动大经济”的杠杆效应。
但这条修正之路，并非一夜之间铺就。张利庠透露，榕江探索村超，其实先后经历了八次失败，始终没有放弃。“我在书中写了五次失败的教训，另外的三次没有写，为什么呢？因为另外的三次更惊心动魄。如果换了很多人，可能第三次就放弃了。但他们没有。”
2025年7月26日，活动结束后，人们涌进“村超”球场一起跳民族舞蹈“多耶”（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据公开报道，从2021年以来，榕江县先后策划了5次城市IP塑造活动——包括“乐里侗年+斗牛”“大山里的CBA+民族文化”“苗族鼓藏节+乡村民宿”“侗族萨玛节+半程马拉松”等——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斗牛的赛事安全风险大，鼓藏节等纯粹传统非遗文化又缺乏广泛受众。直到2023年初，苗族斗牛赛因暴雨临时转移到县中学的废弃足球场，围观群众对村民自发组织的足球赛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在复盘这一活动时，侗族村支书杨胜富说：“牛打架时他们只是拍照，人踢球时他们却在尖叫！”这一记录在会议纪要的细节，为“村超”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张利庠认为，“不放弃”的深层原因，在于地方县乡领导的责任担当。“如果没有责任、没有决心、没有带领全县人民去追求美好生活那种担当，所有的东西都不会有。”张利庠表示，时任榕江县县长、现任县委书记徐勃，恰恰有这样的担当。
2025年7月26日，孩子们在榕江“村超”球场比赛间隙踢球/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徐勃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看似“其貌不扬”，“放在农民堆里，可能比农民更像农民”。他当了很多年村官，2021年9月到任榕江，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仍没有退缩。唐幸子用“制度企业家”来界定徐勃的角色，但也强调，人才是催化剂，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数字经济新媒体品牌是战略，群众基础才是村超的根本。徐勃本人也多次强调，“‘村超’背后有高人，高人就是人民群众”。“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这一逻辑在榕江的实践中体现得极为充分。
围绕如何发展“村超”，干部群众开了数十次头脑风暴会，人人都认为“村超”是自己干出来的。榕江培育了数万个新媒体账号，创造了上千亿次浏览量，这背后是“全民自媒体”的模式。
“任何一个网红都不如老百姓红，你看他每一个笑脸、每一个眼神，哪个网红能演出来呢？”张利庠说道。
唐幸子认为，越来越多的基层主政者开始意识到，发展的核心需要培育长期的制度内生能力。尤其是在中西部后发地区，当财政转移支付的边际效用递减、基础设施的短板逐步补齐之后，真正决定区域发展绩效差异的变量，正在从“资源的多少”转向“人的能动性”。
然而，“像‘村超’这样从零到一的现象级IP确实难以复制”，唐幸子说。它需要足球传统、民族文化、新媒体传播窗口、特定治理者等多重因素的偶合共振，任一条件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但‘难以复制’不等于‘不可借鉴’，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发现并激活本地群众自有的热爱与创造力，以及如何构建一个能让这种热爱持续发酵的制度环境。”
如今，各地都在探索“体育+文旅”的模式，比如“苏超”“东北超”，几乎每一个省份都推出了自己的民间体育赛事。有人开始担心：游客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如此多的“超”，会不会稀释榕江村超的独特性？
张利庠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他比喻道：“枝繁叶茂绝对不会动摇根的价值。其他的花越美，越能说明根的营养越好。”在他看来，村超是所有同类赛事的“根”，占据了最早原创的定位，其他赛事发展得越好，越能彰显村超的价值。
张利庠真正担心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村超在走向制度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增加过多约束，偏离了群众性的本源。
唐幸子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剖析了这种风险。她认为，走向国际化必然要求规则化、标准化、规范化，但制度化最大的风险是“制度异化”，即制度从“服务者”变成“主宰者”。
具体来说，第一，警惕“精英化”。村超的核心竞争力是“草根性”，如果制度化过程中逐渐抬高门槛，最终变成“精英的游戏”，就失去了灵魂。目前参赛球员限制在16至45岁，严格排除职业球员，唐幸子认为这个方向应该坚持。
第二，警惕“标准化”抹杀“多样性”。村超的魅力不仅在于足球，更在于中场表演的民族文化、村民自发的拉拉队、烟火气十足的赛场氛围。如果把这些“土味”全部格式化，村超就成了另一个普通赛事。
第三，警惕“行政化”。制度化过程中最怕政府越位，把群众自发的活动变成行政指令下的“任务”。唐幸子指出应“定底线、留空间”，定好公平竞赛的底线、安全保障的底线，但在文化表达和群众参与方式上，永远给“野生的创造力”留足空间。
2026年1月2日，苗族群众参加“村超”大巡游活动/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张利庠进一步总结，村超的最大挑战是平衡好一些核心关系，比如制度化和自发性的关系、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创新。
榕江提出“三个三年”计划，简单来说，是2023—2025年实现破圈、2026—2028年实现国际化、2029—2031年构建完整生态。按照规划，2026年9月底至10月初，第三届“一带一路”村超国际友谊赛将在榕江举行；2028年，首届“村超世界杯”也在筹备之中。
一个曾在省内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已然走向世界。但唐幸子坦率地列出了现实的短板。虽然榕江已有许多实实在在的投入，比如正在推进高铁站“村超”综合体、杨家湾“一带一路”国际足球基地等场馆建设。然而，榕江毕竟只是一个西部小县城。
面对国际赛事的集中人流、成倍的接待压力，榕江的酒店、餐饮、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承载量有限，多语言服务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不足；此外，安保、医疗、出入境、食品安全等治理环节的复杂度指数级上升；文化保护方面，则要注意如何在向世界展示民族文化的同时，避免过度商业化、符号化。
“硬件在快速追赶，但软件，尤其是国际化服务能力和专业人才储备，可能是更大的短板。”唐幸子说。
2025年8月23日拍摄的贵州“村超”球场里的足球元素雕塑/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作为村超的招商大使，张利庠对商业化的边界有清醒的认识。他介绍，村超设计了明确的规则：所有收入集体经济占51%，其他方占49%，保证群众成为主要受益者；大多数商业赞助也不用于赛事冠名，而是投入球场、学校、道路、物流、数字化网络等基础建设，以及职业教育等民生项目。“商业和足球各美其美，将其分开，反而能美美与共。”他说。
张利庠提到，村超改变了偏僻省份基层干部的固有作风。每个干部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工作。这一切并非靠奖金激励，全是出于自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看到了人民的欢笑。”
另一方面，由于外来访客和国际友人大量拥入，本地群众的见识大幅增长，那些千年都难改变的陈规陋习也在松动。比如结婚彩礼、红白喜事的繁文缛节，过去规矩多如牛毛。但通过村超，打麻将的少了，赌博的少了，铺张办席的也少了。更深的改变，是人的尊严。
“千百年以来，农民的尊严自信都在村超当中被激活了，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也达不成的效果。”张利庠说。现在苗绣、蜡染被全球关注，过去那些被家人瞧不起的“只会拿针瞎刺”的中年妇女，成了全世界时尚人士追捧的传承人，“儿子、儿媳看她们的眼光都变了”。
村超在丰富着榕江乃至贵州的情感。2025年，榕江遭受两轮严重洪灾，2026年元旦，榕江人民自发聚集到“村超”球场跨年，表达劫后余生的喜庆与开云体育感恩。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的新年贺词再次点赞‘村超’热闹非凡，大家为此互相拥抱，泣不成声。”唐幸子说道。
她表示，“作为一个贵州人、一个研究贵州的学者，经历过这些，我由衷地感慨——真正的发展，终究要回归‘人’的本质：让每一个普通人在公共生活中感受到尊严、快乐与温暖。”